第十一届理论研讨会分组讨论　成果汇报（第二组）

 
 
　　我很高兴能够代表《中国摄影史》撰写工程分组研讨会第二小组的各位成员，对昨天进行的会议做一个简要的成果汇报。在昨日的会议讨论中，小组主持人晋永权首先进行了开题发言，提出了关于摄影史写作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是断代问题，第二是史料与史识问题，第三是专题研究问题。
 
　　就摄影史的断代问题晋永权认为，先前的中国摄影史研究大都是以革命史作为断代依据标准，但在当下则应参考生活史和文化史等综合学科的研究方式。对此，刘铁生首先发言，并赞同不能按照传统的政治和年代来划分中国摄影史，而应按照某些详细的节点来划分。譬如，民族，地域等要素。不能简单地将新中国摄影史等同于中国摄影史，而应该吸纳建国之前有关国统区影像、港澳台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的影像成果。来自香港的苏子雄夫妇就此问题谈及内地影像发展史的梳理要比香港更加艰难，因为，相比内地而言香港历史较短，每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清晰可表的具体摄影家，所以，如若以摄影师为个案来研究串起香港摄影发展史，这不光有香港图书馆的大量文字史料作为素材，更有相对丰富的实物照片和底片作为物质技术支持，但这点在历史厚重复杂的内地则很难做到。
 
　　可以说，书写中国摄影史的困难必然会涉及到史料和史识的搜集与辨析工作。面对这一问题，代表嘉宾踊跃发言，都提出了许多可建设性的意见。其中，韩丛耀认为叙述历史与书写历史有着很大的不同，叙述历史往往是碎片式的，很难揭示出历史的全貌，而书写历史必须要在严谨客观的研究基础之上，接受“类型相态的修正”、“时代分割的修正”、“精神范式的修正”这三重考验，而目前中国摄影发展史中史料、史事、史观、高度同质化和主观化的问题较为严重，为此，臧策与李毅都谈到摄影研究的方式方法必须剔除个人主观性，避免人为随意加工与篡改，专家一致认为，有没有摄影史其实并不重要，但有没有可信的摄影史这一点非常重要。严格上说，史学就是史料学，今天所写的摄影史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将成为后人案前的参考工具书。因此，只有建立在几代理论工作者的心血之上，不断严谨地做摄影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工作，才能够保证中国摄影史的学科地位与学术价值。